秦国富强卒并诸侯之地理环境条件探析

距今2221年前，也就是公元前221年，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秦王政继承其父、祖之功业，仅用10年时间，次第翦灭了关东之韩、魏、楚、赵、燕、齐等六国，建立了空前的统一大帝国，并更名号，自称“始皇帝”，在广大的统治区域内推行郡县制，并实施统一文字、车轨与度量衡的政策，确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由此开创了我国历史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自西汉前期起，二千余年来诸多史家批评秦始皇是“暴君”，如西汉文帝时之贾谊就曾在著名的《过秦论》一文中指斥秦始皇“以暴虐为天下始”；但在论及他统一天下之举时，却用了“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之类有着明显赞扬色彩的文字。及至明代后期的思想家李贽，甚至据此称颂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封建时代的史家均普遍肯定他的这一功绩。当代史学界从历史科学的高度作出了更为深刻全面的积极评价。看来，古今史学界均认为秦始皇扫平群雄，统一华夏，顺应了历史潮流，推进了社会发展，是彪炳史册的千秋功业。当然古今史学家对秦国何以能雄起于六国之上，完成统一大业的原因也作出了论断，但多是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分析，较流行的看法是秦国政治改革比较彻底，商鞅虽死，其法未败，以及秦国军事力量强大，兵锋锐利，所谓“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 [1]等等 ，不一而足。对地理 环境在战国末年统一进程中的作用则很少论及；即使有所涉及，也十分简略[2]。实际上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历史话剧得以上演的舞台。古今中外任何人 类活动，不论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之中萌生发展，并受到相应的影响制约。当然我们应防止重陷“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淖，但我们也不应走向另一极端，对地理环境加于人类社会发展方面的影响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进行深入如实的论述。本文即拟就这个问题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析，并就正于各位专家；同时还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投身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家阐幽发微，从而推进这一涉及“人地关系”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能有新的发展。

一

    要讨论秦国之地理环境条件在统一大业中的作用，当然得先对秦国之疆域范围有明确的认识。秦国原是僻处今陇西一带之西方小国，初建都于西犬丘，即今甘肃天水市西南礼县境内。以后随着国力的壮大，逐步东迁。西周末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雒邑有功，始被封为诸侯，并徙都于汧，即今陕西陇县东南，势力进入今关中西部。秦献公二年(前383)又迁都至今关中中部之栎阳。至其子孝公继位，用卫人商鞅实行变法，国力更形强大，遂成战国七雄之一。孝公十二年(前350)徙都咸阳 [3]，自此开始了与东方六国互争雄长 ，最终建立秦帝国征程。其间曾先后北伐义渠，南灭蜀、巴、宛、郢，东向夺取了河东、太原、上党及函谷关外之周国旧地。至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时，秦国疆域已北抵秦昭襄王所建长城(由今甘肃临洮经陕北吴旗、靖边、神木等县，至内蒙古准格尔旗之十二连城)，南包巴、蜀，东逾函谷关。也就是占有黄土高原与四川盆地两个地理单元之大部及其东缘部分区域。应该说，这一国土范围，地域广阔，形势险固，而且地理环境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宜农宜林宜牧，对秦国之统一大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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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于秦国在统一前占有的国土相对于其他六国所具有之优越性，两汉时之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与班固均分别做出了一致的论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也写道：“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两相比较，司马迁所称“关中之地”显然有误，班固所称之“秦地”则符合实际。从行文上看，司马迁在对“关中之地”进行总的评价前，在先述及关中之后，接着又述及了巴蜀，之后又述及了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实则已笼盖了“秦地”，所以也只是笔误而已。两位大史学家结论实际上是一致的。 如前所述，《史记》、《汉书》两部权威性著作做出的一致结论，充分显示了秦国在经济上已对东方六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这对秦始皇的最后统一之举显然具有重要作用。古人早已识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要进行长期的征战，并最终取得战胜六国的胜利是肯定不可能的。而秦国之所以能达至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既得益于商鞅变法改革及各项发展生产的举措获得的成功，应该说也得益于秦地自然环境之优越。这些优越性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土壤肥沃，北、南两“天府”为秦国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地形平坦，水源充沛，土地肥沃，宜于耕作，所以战国时皆被策士们赞誉为“天府” [4]。特别是先后修建了都江堰、郑国渠两大水利灌溉工 程后，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关于都江堰，正如《史记·河渠书》所言，“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关于郑国渠，上文更说到“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将郑国渠建成后的作用直接与“卒并诸侯”之统一大业相联系，足见对该项工程评价之高；但这两大农业区对秦国之统一事业发挥了重大作用，却也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2.天水、陇西、北地、上郡所处之黄土高原及四川盆地西部邛、筰山区，山原广阔，水草丰美，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秦国王室之先祖非子居西犬丘时即以“好马及畜，善养息之”而为西周孝王所看重，后受命于关中西汧渭之间主管畜养马匹，并使“马大蕃息 ” [5]。可见秦王室本善畜牧，对畜牧业自很看重。秦始皇时乌氏县(在今宁夏固原县南)的大畜牧主乌氏倮，畜养的马牛多到以山谷计量，他因此受到格外优待，位比封 [6]。秦国之国土范围内既有辽阔 肥美宜于畜牧的草原，加上秦王室的重视奖励，秦国畜牧业之发达自在六国之上。这样就能源源不断地为秦军提供进行车战与马战的畜力，大为增强军队的机动性与攻击力。这也当是秦国在统一战争中锐不可当，能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3.秦国之山地丘陵森林密布，物产丰富。

    秦国境内除平原、高原外，山地丘陵面积也很广大。内中如秦岭、巴山、陇山及四川盆地四周之山地、丘陵海拔高度本不高，又处在暖温带与亚热带之气候区，所以森林密布，动植物与矿产资源丰富。如关中就被赞颂为“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秦岭北坡，即被描述为“有户、杜竹林，南山檀柘” [7]；天水、陇西之陇山，被称为“山多 林木，民以板为室屋” [8]；而巴蜀、广汉等地，也是有“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 [9]，盛产卮、姜、竹、木之器[10]。

    秦国境内之山地丘陵还多矿产资源，如玉石、丹砂、铜、铁等均为其大宗。蓝田的美玉，涪陵的丹砂，当时即名重一时。《汉书·地理志》曾记载郑、雍、夏阳、陇西、漆、沔阳、临邛等地设有铁官，它们均在秦国疆土内，其附近必具冶铸之资源与条件。

    秦国疆域内之山地丘陵，富有林木矿产资源，既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生养之道，又为冶炼兵器、制造战具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对秦国后期进行统一战争无疑也大有帮助。

    上述自然环境方面的优越条件，尽管东方六国中有的也具有，但比较而言均不如秦国优厚齐全。有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加上秦国政治改革成功，秦人经营得法有效，秦国之经济实力自当凌驾于东方六国之上，也使秦国具有了统一天下的充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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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节所论各点皆属于微观地理环境特征范畴，史实表明秦国的优势是明显的；若再从宏观地理环境之形势论，秦国之优势也是超乎东方六国之上。

    首先从我国地貌之大势论起。我国地处亚洲之东部，西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临太平洋，地貌上由三个阶梯构成：青藏高原自是第一级阶梯；由青藏高原东缘向东至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包括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第二阶梯；自第二级阶梯再向东至海滨，是第三级阶梯，主要由宽广的平原与低丘陵组成，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与江南丘陵属于这个阶梯。战国七雄中，韩、赵、魏、楚、燕、齐等六国均在第三级阶梯上，惟有秦国国土分布在第二级阶梯上。这种地理分布上之地貌形势之格局，就使得东方六国面对秦国有翘首仰视之感，而秦国面对东方六国则呈君临俯视之态。加上秦国东部边界，或有江河峡谷限隔，或有高山雄关控扼，使其更具有了易守难攻的气势。所以统观战国时期之战争史，可以看到东方六国的军队，极少攻入秦国国境之内，几次组织的多国联军，也仅是到达函谷关前叩关而还；反倒是秦国的军队频频东进南下，进攻韩国、赵国、魏国、楚国，甚至远攻齐国、燕国，而且屡屡取胜，多有斩获。并终于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与锐利的军锋，自秦王政十七年(前230)灭韩国起，时隔4年，于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灭楚，次年灭赵又灭燕，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灭齐，统一全国，前 后时间不过10年，其势如摧枯拉朽，风过草偃。正是基于这一史实，西汉初年议及建都大计时，娄敬即郑重地向刘邦建言道：“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 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也，此亦搤天下 之亢而拊其背也” [11]。刘邦在征询了张良的意见，获得肯定的答复之后，当机立断，即日起驾，西都关中。而以后的史实表明，正是因选择在关中之长安建立都城，才使得西汉王朝得以东平诸侯王的多次叛乱，北却匈奴族的进攻，东通漕运，西辟丝路，不仅巩固了政权，而且经济文化盛极一时，使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发展至一个高峰时期。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写道：“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所论很有见地。

    其次从秦国疆域内两大区域之相互关系论。秦国国土之主体自当是关中及紧邻之黄土高原。不论从政治区划，还是从自然地理特征看，均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地理单元。然而要真正形成宏观地理形势上的优势，仅这一地理单元仍嫌不够。与之同属我国地貌结构第二阶梯上的四川盆地，往往是其必要的补充，两者互为屏障与辅翼，联成一体，就会形成更大的控驭天下的力量与十分稳定的政治地理结构。秦国之所以能顺利地鲸吞六国，实得益于此。秦国独具慧眼的战略家司马错在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就在朝廷上明确陈述道：“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12]。秦惠文王也认识及此，采纳了他的建 议，迅即派司马错于当年率兵灭蜀，继而又灭巴，从而形成了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的“秦地”，即包有关中、成都平原与黄土高原、四川盆地的区域联合体。这样既使秦国无肘腋之患与后顾之忧，又可在我国中心部位形成一条指向东部平原区的完整及强有力的压力线。也正因为这样，战国时苏秦与西汉初张良等谋略家，在论及关中之地理形势时，均要提到“南有巴蜀”，“北有代马”以及“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表明这几个区域之间在政治地理上，也即地缘政治上已密不可分；合者互利，分则有害。这两个区域间之匹配，不仅秦国扫灭六国的进程证实了它的实际作用，在以后我国好几个关键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屡证不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晋初与隋初，其疆域也大略相当于秦地之范围。西晋与隋朝也是凭依这一宏观地理形势，自北方派步骑兵，自四川盆地派舟师合击长江中下游的孙吴与陈朝，均相继取得胜利。对于西晋军队征伐孙吴的军事上出人意表的成功，唐朝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诗中曾咏道：“西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西晋、隋王朝与秦王朝统一历程如此相似，看似巧合，实则有其必然规律，其中也都与它们疆土所具有的宏观地理形势优胜有关。诸葛武侯北伐中原先取关陇之战略决策，蒙元先降吐蕃，灭大理，攻四川，再击败南宋，统一全国的军事进程等，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强调宏观地理形势是否有利不能走向极端。对于这一点，古人也早有深邃的认识。还是西汉文帝时之贾谊，在《过秦论》中论及秦末陈涉，率谪戍之众，竟能推翻强秦统治时，就说到“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现代学者更是明确宣示，地理环境状况，不论微观地理特征，还是宏观地理形势，都不是决定战争胜负与事业成败的惟一决定因素。所以对类似问题的研究还当采取综合辩证的观点，方可得出真正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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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分有意思的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秦国之疆域，均在今天我国按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所划定的西部地区，也就是相对我国东部与中部较为落后的地区。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一生态环境颇为恶劣，经济发展也较落后的区域，历史时期却曾十分优越、先进?后来又是因为什么原因以及如何逐渐变得落后的?这些当然是值得我们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史与社会史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对其探究所得的成果，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对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进的西部大开发的宏伟事业也将具有重大的“有用于世”的现实意义。其学术意义是多方面的，其现实意义也是多方面的。从认识的角度论，可促使人们进一步增强对当前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要性与重要性的认识，认清西部大开发不仅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发展方面具有作用，而且还在维护我国政治稳定方面具有作用。从运作的角度论，可从研究成果中使人们对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从历史上获得启示和智慧，帮助人们制定更为科学合理并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方略、规划与措施。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刚才我在谈及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时，提到考古学家也负有重大责任，这不是无根据的。就拿在座各位来说，大家都是秦汉考古专家，特别是在秦兵马俑考古发掘与研究方面更做出了举世公认的成绩。通过大家大量的实证性研究，不仅丰富了人们对秦国与秦王朝物质文化和社会状况的认识，还加深了对秦地之地理特征及其对秦国、秦王朝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之认识。这些研究工作及其成果，对秦国、秦王朝历史地理研究，对我们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所承担的研究任务，都有直接关系。如张仲立研究员所撰写的《秦俑一号坑沉降与关中秦代气候分布》一文 [13]，就为认识秦代关中的气候提供了最直接翔实的论 据。所以在此衷心 希望考古学家与历史地理学家能进一步加强协作，在两门学科的结合部上推出具有创新性的 成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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